□记者 仇兆燕

此前不少机构测算，要实现“双碳”目标，国内市场所需资金量高达数百万亿元。如此大的资金需求，引导调动社会资金参与无疑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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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政策适中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情况如何？

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论坛上透露，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以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为主、多种绿色金融工具蓬勃发展的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超过25万亿元人民币，绿色债券余额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均居全球前列。

易纲进一步介绍，中央作出部署后，人民银行坚决把绿色金融摆在突出位置，重点抓三方面工作：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完善政策激励约束体系，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

从成效来看，易纲认为“成效积极”，具体体现在：逐步明确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要求，鼓励金融机构逐步披露相关环境信息，同时也要求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披露相关环境信息；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两项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碳减排重点领域的发展；搭建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框架，组织部分地区银行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

在这一过程中，金融政策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易纲认为，实现“双碳”目标需要“胡萝卜加大棒”，显著提高排碳成本可以理解为“大棒”，适度提高是“中棒”或“小棒”，而人民银行设立的支持工具则是激励机制中的“胡萝卜”。对金融机构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发放的碳减排贷款，由人民银行按贷款本金的60%提供一定期限的再贷款资金支持，利率为1.75%，精准直达绿色低碳项目。人民银行提供给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到期收回，金融机构向企业发放碳减排贷款自担风险，这样的“胡萝卜”激励机制是适中的、市场化的。同时，接受人民银行资金支持的金融机构承诺对外披露发放碳减排贷款的余额、利率及相应碳减排效应等信息，并接受第三方独立机构的核查和社会监督。成效方面，易纲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4月末，碳减排支持工具余额近4000亿元，支持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约6700亿元，带动碳减排量超过1.5亿吨，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据悉，2021年，人民银行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两项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碳减排重点领域的发展。

碳定价是最基础、最重要工具

此前不少机构测算，要实现“双碳”目标，国内市场所需资金量就高达数百万亿元。“虽然我国已经做出很大的努力，但是整个实现‘双碳’目标，政府在其中还是只能扮演一小部分的资金供给角色，主要还是要靠引导调动整个社会资金来参与，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运用金融工具的价格发现、风险管理功能，实现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增长路径。”易纲说。

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认为，综合利用好价格型、非价格型工具是当下面临的一项挑战。“在考虑运用不同工具时，需要深入分析探讨各个工具的政策效果，也要考虑综合成本，还需要深入考虑社会的可接受度。”王信表示，在价格型工具中，碳定价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工具，能够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同时综合经济成本也是相对比较小的。

王信认为，我国应强化对政策工具有效性的分析，及时加以调整，必须对各种政策工具综合效果进行深入分析，统筹考虑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需要完善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的标准，强化市场主体的信息披露和认证评估。同时，需要积极完善碳定价机制，适当调整其他补贴、税收等价格型工具。

王信建议，应进一步发挥财税工具，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完善和强化政府的绿色采购政策，大力发展混合融资，也就是通过政府资金、公共资金更好地撬动民间私营资金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尤其是重点支持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我们还需结合中央银行的职能，适时调整绿色低碳发展的相关货币金融政策工具。”王信说。

王信指出，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央银行重要任务，用好用足相关的政策工具，政策的力度可以根据碳价格的变化、财税政策、金融市场发展的状况来综合评判、统筹考虑，更好地支持绿色低碳发展。

交通银行董事长任德奇认为，满足绿色低碳转型融资需求，有效降低融资难度和成本，除了信贷支持以外，还需要商业银行不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

在落地实践过程中，金融机构又如何解好助力绿色发展这道题？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董事长钱文挥以农业领域为例，介绍了该行构建绿色金融服务体系的经验。他表示，目前农业农村活动，以及土地利用的变化，产生的温室气体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7%左右，随着世界人口及粮食需求的增长，“三农”领域温室气体排放量还会进一步上升。围绕“双碳”目标的实现，农发行出台了金融服务碳达峰碳中和整体方案。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农发行的绿色贷款余额超过2万亿元，占全行贷款余额的近1/4；累计发行绿色债券820.2亿元人民币、5亿欧元。